火，历史，与我们的信仰

导论.问题的提出：家族作为方法

2046年冬，我坐在萨里古尔家族的毡房中，看到迪娜拉老人将割下自己的一缕白发投入火塘。火焰一瞬间闪烁起来，她说：“这是向我的神发誓，我接下来所说的话句句属实。”那一刻，我意识到面前这位老人守护的这簇火焰已经燃烧了四千年。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青铜火盆，到粟特商人的便携火坛，到突厥游牧民的毡房灶塘，再跨越时空，在我面前熊熊燃烧，始终未被熄灭。它如何可能同那神话里一样千百年来熊熊不息地燃烧？这正是本文所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不验证这一宣称的历史真实性，而是分析这一宣称如何在四千年中被持续讲述，并塑造家族的身份认同。对家族口述材料，分析其叙事结构与社会功能；对考古、历史、文献材料，用于对话、修正或补充家族记忆。
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河谷的萨里古尔（Сарыгул）家族，是一个以"侍奉火"自我认同的氏族。据迪娜拉老人口述，其信仰可追溯至甚至更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德罗诺沃母神崇拜，历经塞卡游牧、粟特拜火教、突厥腾格里信仰、伊斯兰化、俄国殖民、苏联无神论，直至后苏联时代的民族国家重构，始终维持着以火为核心、以女性祭司（бюбю）为传承的宗教实践体系。这一“层累的神圣”（stratified sacred）现象：同一物质载体（火）在不同历史层累中被持续赋予新意义，而非简单的宗教叠加。这对现有中亚研究提出了两个挑战。
第一，宗教史的挑战。现有中亚宗教研究长期遵循“伊斯兰中心主义”叙事，将前伊斯兰信仰视为“残余”或“底层”。本文则论证：萨里古尔家族的信仰并非“被伊斯兰教取代的拜火教/萨满教”，而是一种随着历史螺旋上升前进，持续降解与重生的层累体系。
第二，性别政治的挑战。中亚研究长期以男性精英为焦点，女性仅作为“边缘形象”出现。本文则揭示：萨里古尔家族的数代女性谱系（因篇幅有限，仅选取了十二代）构成了一个平行于官方历史的“女性权威传统”。她们通过割发礼、火之誓约、占卜、圣墓看守等实践，维持了一种非制度化的宗教权力——这种权力不依赖于清真寺或国家，而依赖于身体记忆与代际传承。
本文结构以五个核心概念纵向贯穿四千年。用“火”追踪物质如何成为宇宙中心；“红发”分析身体如何成为边界标记；“鞭子与仪式刀”探讨女性权威的暴力维度；“纸与砖”考察无文字家族如何抵抗遗忘；“离散”追问全球化时代家族的极限。每一章以考古/历史材料为基底，以家族口述为血肉，以社会学分析为骨架，最终指向一个理论命题：家族不是文明的“残余”，而是文明得以层累、降解、重生的关键机制。

第一章：火——物质、记忆与宇宙论

第一节：安德罗诺沃——宇宙的诞生

“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此处定居。我们是世代侍奉火的神官。我们按照神的教诲行事，耕种，放牧，祭祀，生老病死。铸造黄金的制品，用牲畜和香料来请求祝福预知未来。”
“四千年来，塔拉斯河谷经历了多次民族迁徙与政权更迭。我们的名称又变过很多次。有时这里很平静，有时这里蔓延战争和疾病，有时这里信仰安拉，有时这里信仰基督。有时有东方的使者，有时有西方的商人，有时是征伐万人的可汗，有时有征伐可汗的万人。有时这里是阔托略克，有时这里是怛罗斯。”
“一千年前，阿拉伯人要求我们改姓安拉，其实我们不听，他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照常过着我们自己的日子。两百年后，他们又允许人们各自有信仰。再一百年，花剌子模成为了河谷的主人。又十年，改名察合台汗国。我们成了千户，管理驿站，不知道又要多久更改他的名字。一百五十年，裂分东西，又改帖木儿。一百年，叫哈萨克汗国大玉兹。北人南迁，从此之后便有《玛纳斯》。灾难的年代里面，杀人，杀牲畜，吃掉孩子，焚烧房屋，焚烧土地，把尸体抛在郊野。战争，疾病和死亡是一视同仁的，不论是谁，也都会死。死到最后，几乎就没有人了。等到战争结束，兄弟姐妹也没有了，牛羊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战乱一百年，又平静一百年，又是战乱，没完没了。”
“1914年，一战爆发了，很多年轻人被抓去再也没有回来。又三年，沙皇倒台了，红啊白啊巴斯玛奇啊打来打去。对于战争，我们的看法就只有反对。不要看火是复仇，过度的复仇只会让双方玉石俱焚。复仇和反击是保全和守护自己的利益，绝不是一代又一代的仇恨，上一代人的仇恨，自己的仇恨，都跟别人没有关系，绝不允许自己的事情要别人来做，到我们自己为止，事情就算结束了。而战争是绝不会结束的，战争是没有赢家的。四千年来，除了自卫以外，我们从不主动参与任何一场战争，即便有非去不可的理由，也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因为身在其中，一定会做身不由己的事情。任何决定去参军的族人，我们都叫她在神面前对我们说出她所有的理由。切断头发，投入火中，从此之后跟我们再也没有关系。祖母坐在火塘前面，她深深知道战争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但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即便能用神谕知晓未来，会做的人也还是会做，不做的人也还是不做。知道更多，也就是伤心更多。”
“这是很混乱的年代。再到苏联建立时候，内战，饥荒，霍乱再次流行起来，没有办法，在这个年代，建立学校，水站，疫苗和医院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有人去参加战争，再也没有回来。有人去远行求医，带回来疫苗和医院。有人为了人们牺牲，有人背叛了亲友。有人出门闯荡，少小离家老大回。有人想平平淡淡过一生，却一生流离在漩涡中。”（迪娜拉，SGL-2046-001）
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安德罗诺沃人已在塔拉斯河谷定居。人们将诸神融为一体，作为一位大女神信仰。并塑造一男一女的双生子形象作为人类的象征。他们其中一支不断流传，就是后来的萨里古尔的信仰。
在肯皮尔塔斯墓地，发现了儿童墓葬依附于女性墓葬的现象。特殊地位的女性墓葬带有复杂的金制头饰，大件复合胸饰，陶器。这反映了母亲或年长女性亲属应在来世照顾孩子的观念。她们的墓葬成为再生与庇护的节点，儿童需要依附于她们以获得来世的安宁。最典型的屈肢葬也具有明确的母神崇拜内涵。死者头向西南日落方向，灵魂沿太阳轨迹进入冥界，经由母神获得再生。
塔拉斯河谷塔什秋别、托什巴沙特遗址的青铜时代墓葬和塞马鲁-塔什（Saimaly-Tash）的岩画中，都出现了太阳-headed人物和火祭场景。火位于画面的绝对中心，周围环绕着祭祀的人群、献祭的动物和太阳、月亮、星辰等天体符号。其高度超过了所有人物和动物，象征着它的神圣地位高于一切。在部分岩画中，火的形状与太阳完全相同，说明此时火已经与太阳崇拜融合，成为 “地上的太阳”。成为连接天界、人间、冥界的三界媒介。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人们将杜松和多种香料作为“神圣燃料”使用，这种做法流传至今天的萨里古尔家族。一方面可能是杜松的油脂和燃烧温度高，新鲜杜松枝的挥发油含量高达22%-28%，是松木的 3 倍、桦木的 4.5 倍。高油脂含量让杜松极易点燃，且燃烧时火焰稳定、持久，无需频繁添加燃料，能够保证火塘 “永不熄灭”。
另一方面，可能是杜松燃烧时产生白色、清香、上升速度快且集中的烟雾，几乎不产生黑烟和灰烬。还会产生具有消毒效果的杜松挥发油，含有 α- 蒎烯、柠檬烯等多种杀菌成分，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杀灭率超过 95%。对于传统草药治疗有所帮助。被视为连接人间与天界的通道——祈祷和愿望会随着烟雾直达神身边，同时也有利于进行烟雾占卜。
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提出：神圣与不洁的本质是社会分类系统的边界产物。那些处于分类边界、无法被清晰归类的 “模糊事物”，同时具有危险性和神圣性——它们既能破坏现有秩序，也能净化和重建秩序。火正是这种 “边界性存在” 的典型代表：它既创造生命又毁灭生命；既存在于人间的日常空间，又连接着超自然的天界与冥界；既是物质的燃烧现象又是精神的神圣象征。
萨里古尔家族的火崇拜正说明了：火的净化功能并非源于其物理属性本身，而是源于它 “跨越所有边界” 的模糊性。火塘的上方是天窗，对应天界的太阳；火塘的下方是大地，对应冥界；火塘周围的空间，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应着宇宙的四个方位；家族的所有重要仪式——出生、洗礼、结婚、收养、发愿、占卜、丧葬——都必须在火塘前举行。本质上都是用火的边界性，来消除那些打破社会秩序的 “不洁之物”，规整人与神、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二节：粟特——商业与迁徙

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发源于波斯高原，公元前6世纪后随阿契美尼德帝国扩张传入中亚。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将拜火教带至楚河-塔拉斯河谷。苏亚布（今Ak-Beshim）城内，考古学家发现了拜火教火坛、佛教寺院、景教教堂的空间并置。在这一时期，各个宗教相互融合并存。
“郅支单于西迁到康居，在河畔修筑单于城，奴役康居各部，多次强征萨里古尔家族的族人修建要塞、缴纳牲畜，甚至要我们为他的战争祈福，要神保佑他。我们的祭司阿奴什不愿意，大家也都不愿意，宁愿跳到火塘里去光荣地死去，也不要听他的话，单于没有办法，怕遭天上的报应，只好离开。”
“单于被杀之后，各部陷入混乱，劫掠四起。阿努什就说：怎么能看着人活生生死去呢？就打开家族的粮仓，收留了几百匈奴与汉军的伤兵，以及失去家园的康居平民，用草药救治伤者，直到局势平息。去世前，说要是以后都不安生了，就要以防万一记录历史。要族人把千年之前的故事开始，直到陈汤远征的事件都刻在黏土砖上，以后也要一代代地写下去，砌成密室。这就是阿奴什泥砖，是我们最早的成文历史记录。”（迪娜拉，SGL-2046-002）
在波斯萨珊帝国，拜火教拥有宏伟的“火庙”和永不熄灭的“圣火”（Atash Bahram）。然而，对于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队和草原游牧民族而言，这种固定的圣火是不现实的。受此影响，在这一时期火塘逐渐变得便携化。
片治肯特遗址和撒马尔罕壁画的考古发现显示，粟特人的火祭往往是在便携式火盆或浅盘中进行的。不同于定居点可以持续添加木柴，游牧和商旅环境要求燃料必须高能、便携且气味神圣。因此豪麻（现代多用麻黄或石榴枝代替）成为了最佳选择，这种植物在干旱的草原极易获取，燃烧时产生黄色火焰和致幻性香气。其次是油脂与香料如乳香、没药助燃，这使得火焰在短时间内极其明亮。祭司在石臼中捣碎豪麻草，加入泉水、牛奶和石榴汁。饮用豪麻汁象征着获得“不朽”和“真理的力量”，这是仪式中人与神沟通的媒介。这种做法深刻影响了后世，是萨里古尔家族用燃烧的草药代替，但仍然火崇拜中的一个重要仪式内容。
在琐罗亚斯德教仪式中，豪麻汁与奶混合象征万物不朽，献祭豪麻可确保信徒永生及宇宙秩序稳定。豪麻神兼具神祇、祭司与祭品三重身份，象征着返回到万物不朽的琐罗亚斯德的完美世界。服用豪麻酒的效果之一就是能够使时空感和主体、客体的感觉颠倒过来。在神话中就出现豪麻神在同一时间内既在天上、又在地上。豪麻既是神的化身，又是向豪麻献牲的祭司的化身，又是牲品本身。就如同萨里古尔的信仰一样，神既是她们祭司本身，又是火焰的化身，还通过血缘串联在一起。
同样在这一时期，由于宗教祭祀转为秘密化，“火”这一词汇的语义也在慢慢转变。粟特语 Atar / Adur指的是阿胡拉·马兹达之子，Ādur 不仅仅指物理的火，它直接指代“神”或“圣火”。它是具有神格的，必须被崇拜。当突厥人（包括早期的乌古斯、克普恰克人）与粟特人接触后，借用了这个概念，但在语音上简化为 Ot。在这里，“神格”开始剥离，Ot 更多指代物理现象的火。
但在现代吉尔吉斯语中，Ot 的含义发生了有趣的分化：火（物理之火）；草/牧草（Pasture/Grass）；灶/家庭。“火”就这样一步步从神话崇拜变为一种生存资源。吉尔吉斯人发誓时常说“对着我的灶/火发誓”（Otuma ant etem）。这说明，虽然词汇世俗化了，但“火作为见证者和审判者”的古老记忆依然保留在语言底层。

第三节：突厥-伊斯兰——共存与伪装

“库拉莱16 岁时，萨图克・布格拉下令关闭所有异教神庙，强制所有部落皈依伊斯兰教。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各族各教很多拒绝皈依的祭司被处死。库拉莱声称她是法蒂玛在草原的化身，我们的神是真主的先知，以此来保全我们的生命和信仰。”（迪娜拉，SGL-2046-004）
库拉莱生活的年代，喀喇汗国正处于强制伊斯兰化的初期。据《喀什噶尔史》记载，萨图克・布格拉汗征服塔拉斯河谷后，确实处死了多名拒绝皈依的异教祭司，但对拥有广泛民间声望的苏菲派圣徒和女性宗教领袖则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笔者更倾向于将其置于喀喇汗王朝早期统治不稳定、需要地方精英合作的宏观背景中理解。
“她一生走遍了塔拉斯河谷的所有部落，用草药救治平民，调解部落冲突，同时秘密培养家族的祭司传承人，将家族的祭祀仪式、占卜方法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家族收养了许多不同来历的孤儿之后，库拉莱决定打破「只有血亲能继承祭司」的传统，定下了「只要被家族收养、在神前立誓，无论出身都可继承」的规则。她说人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的，不论他们原生的父母是否有信仰，又是否是一个具有良知的人，这都与他们无关。只要我们与神共同承认这是我们大家族的一份子，那她就有资格承担这份责任。更何况，就算是亲生的孩子，也可能背叛自己的血亲。神评判一个人是否值得褒奖或者应当受到惩罚，不是看她是苏丹还是牧人，而是看她的灵魂的。正因为神和火焰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信仰才有意义。”
“这个制度就这样传承到了今天。我们的信仰在一代又一代的浪潮中，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很多人并不信仰我们的神，但他们同样尊敬她，这就足够了。”
“从此之后，在继承人方面，只要你认为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不在乎出身和来历）并已经让神见证，她就有资格作为你的孩子继承你的一切并赡养你。”（迪娜拉，SGL-2046-004）
詹姆斯・斯科特在《支配与抵抗的艺术》中提出了一个核心洞见：在权力不对等的支配关系中，被支配者会发展出两套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话语体系：公开文本 (public transcript)是被支配者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顺从、妥协和认可。需要在官方面前表演自己的思想。而隐藏文本 (hidden transcript)则是被支配者在权力视野之外的真实话语、信仰和实践，是对支配关系的隐蔽批判和抵抗。这一次是萨里古尔家族遭遇的第一次大规模宗教迫害，但不会是最后一次。每一次家族都用同样的办法隐蔽以及进行抵抗，在可以看见的层面上，弱者是乖顺的，但是代际传承和物理上的不可穿透性是为隐藏文本的存续创造了空间。
库拉莱的成功也是多种因素结合而成的：伊斯兰教的伊玛目是 “真主的使者”，负责传达真主的旨意，但他们本身不具有神性，不能成为神的化身。任何男性声称自己是神的化身，都会被视为异端而被处死。男性神职人员的权威建立在对宗教经典的解释权之上，他们必须严格遵守教义的规定；而女性的神圣性则建立在身体和情感的基础之上，她们可以在教义的边缘地带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和转化。在中亚的民间伊斯兰传统中，女性（特别是圣裔女性）具有一种特殊的神圣性，她们可以成为“圣徒”，被认为可以通过修行获得圣徒的奇迹，可以显现神迹，甚至可以成为神的化身。女性本身拥有的孕育后代的能力和萨里古尔家族长期的宗教实践，民间声望都这种模糊性为宗教翻译提供了空间。
火塘由室外转向室内，随着神圣空间的收缩，信仰也从一种外在的、集体的仪式，转变为一种内在的、个人的体验。火不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神圣符号，更是每个家族成员内心的信仰和精神支柱。往后的日子里宗教不再占据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但是作为一种内化的价值观念，萨里古尔家族的信仰就这样更富有生命力地传承下去。

第四节：俄国-苏联——压制与转译

“母亲自幼记忆力超群，她能完整复述家族几十代人的历史，还能记住所有的星星。尤其擅长星象占卜。惭愧的是，我完全没有她那样的本领.。她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老师，教天文和历史。苏联时期，无神论宣传达到顶峰，多次开展针对民间信仰的搜查，家族的夏牧场被废弃了，古老的祭祀器物都面临被销毁的风险。母亲用了整整 20 年的时间，将家族四千年的口述历史、族谱、祭祀仪式、草药配方、占卜方法，全部用吉尔吉斯文和俄文，一字一句地记录在了笔记本上，然后将笔记本和家族的核心文物，全部封存在铁皮箱里，藏在了阿奴什的密室中，躲过了多次搜查。我小时候很害怕这些会不会被发现被销毁，而且我自己也完全记不住这些东西，万一母亲遭遇不测，这一切都会被毁掉了。但母亲总是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坚守着誓言，什么事情都能度过的。”
“她一生都在村里当老师，教了近千名学生，交给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的人一切的知识，尤其是历史，因为她的记性很好，所以她能说出那些早就没有人记得的人和事情，这些事情让我不知道为什么很感动。有时候我总想着母亲或许并不认为神明真的存在，但她喜欢这四千年来的一切故事，因此乐意一直一直讲述下去。对于这一切，对于从我年幼时期就一直跳动的火焰，在她面前说的每一句话我不敢忘记，也不敢放弃。我不认为放弃信仰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我只是不想失去母亲，祖母和兄弟姐妹们，也不想失去火焰，我不想孑然一身又空空如也地活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她不是要我相信神，她是要我记住我们是谁。苏联解体后，母亲打开了密室，将保存完好的文献与文物全部取出，整理成了完整的萨里古尔家族档案，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最核心的一手资料。”（迪娜拉，SGL-2046-008）
皮埃尔・诺拉在《记忆之场》中提出了记忆分为活的记忆 (milieu de mémoire)也就是自发的、融入日常生活的、未被反思的记忆，它存在于实践、仪式、手势和习惯中，是集体身份的自然载体。而记忆之场 (lieux de mémoire)是当 “活的记忆” 彻底消失后，人们为了对抗遗忘而人为建构的符号、场所和文本，它们是 “记忆的残余物”，是历史与记忆交汇的节点。当外部权力强行摧毁了 “活的记忆” 的物质载体，边缘群体会自发创造出属于自己的 “替代性记忆之场”。这些记忆之场不是官方建构的，而是抵抗的产物；它们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为了在当下延续未来。
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 “活的记忆” 消失后的替代物，但萨里古尔家族数代人告诉我们，这种替代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创造性的。阿克玛拉勒不是在 “活的记忆” 消失后才去建构记忆之场，而是在 “活的记忆” 即将被摧毁的关键时刻，主动将其转化为新的形态。这种转化不是记忆的衰落，而是记忆的升华——它让记忆摆脱了对特定物质载体的依赖，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阿努什的密室传到阿克玛拉勒手中，过去了1900多年。再到今天的迪娜拉老人，即便连文字早已改变，即便连信仰早已模糊，对于自己记忆的坚持，对于失去的恐惧，全都变成了更加强大的情感媒介，这种强烈的情感迫使人们即便不相信神明存在，也会延续信仰时至今日。这种以恐惧为媒介的传承，看起来像是一种代际断裂——年轻一代不再理解信仰的真正含义，他们只是出于恐惧而守护记忆。但实际上，这种断裂恰恰是延续的前提。在那个极端危险的年代，如果阿克玛拉勒强迫迪娜拉学习信仰和仪式，很可能会导致迪娜拉的背叛和家族的灭亡。而她选择了用恐惧作为媒介，让迪娜拉在不理解信仰的情况下，先守护住记忆的物质载体。等到外部压力减轻后，这些被守护的记忆，就会重新焕发生机，被新一代人理解和传承。
人们可以失去土地，可以失去家园，可以失去公开的身份，但永远不会失去记忆。只要记忆还在，只要还有人记得自己是谁，人类或大或小的历史本身，就永远不会灭亡。

第五节：现在，人们

“2024年，母亲99岁，这在人们心里已经很长寿了，但我总是想着我们家族都有这么长的寿命，母亲可不可以稍微再活得长一些，母亲躺在床上，她说只要我们还记得自己的历史，火就永远不会熄灭。她说接下来就要辛苦你了。她说法蒂玛快要回来了，但我等不到了。说完，我看到她眼睛里的光慢慢暗下去，像一颗火星子失去了温度。”
“法蒂玛，是我的小妹妹。当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当晚那火焰必定会来。1970年，法蒂玛出生的当晚，母亲躺在床上，看她跨过门槛，跨过火塘，到她的面前，母亲便说：您来了！请您看看这孩子吧！她便回答：我的孩子，我来了！她抱起小小的婴儿，说：法蒂玛！你这勇敢的孩子，跑到你想去的地方吧！说完，她对母亲说：请你也保重身体，遇到任何事情，也不要害怕。我回答，我知道，您与我们同在。”
“母亲醒来同我们说：这孩子就叫做法蒂玛。说着，忍不住就哭起来。因为她知道有一天法蒂玛会离开我们恐怕很久不会回来。只是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人间里只有母亲知道，母亲总是比孩子知道更多的东西，包括她的命运。”
“我们家里跟大伙想得不太一样，我小的时候，城市里很潮流，村子里就还保留着以前的样子，要用头巾包着头。我们这里不是这样的。红色头发是荣耀的象征，要很爱惜，是尊贵的，因此一定要露在外面，显示是很尊贵的家族的象征。母亲和努尔古丽阿姨都很支持我们学着潮流风尚打扮自己，小妹妹法蒂玛尤其喜欢这些时兴的装扮。于是1989年她就离开家去外面闯荡了。”
“可是一转眼苏联解体，谁都没有预料到，所有人都陷入了混乱。河谷经济崩溃，大量村民失去生计，甚至出现了饥荒。我匆忙从学校回来，很担心在外的家人，但也联系不上。我们只能一边请人打探流落在外的家人的消息，一边用各种办法恢复发展经济。我们建立农牧业合作社，将传统草药种植、毡绣手工艺产业化。申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国际人类学机构合作，向学界开放了家族的档案与口述历史，让家族四千年的历史，被更多人看见与研究。”
“日子很艰苦，但毕竟坚持下来了。母亲去世之后，又是战争。我们已经想着法蒂玛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可是啊，过去了四十年，在又一场战争刚刚燃起战火之时，我们的法蒂玛居然真的回来了，从一个活泼漂亮的少女，变成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不敢想她在外面这么多年受了多少苦。好在人回来了，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法蒂玛在外面很是闯出了一番名声，我们有了很多钱可以修缮家乡，她还资助孩子们去求学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后来她说她在外面有一个儿子，我想着那孩子能否也回来让家人们在天之灵也看看呢。”
“那孩子是叫奥列格。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师，又是一个慈善家。他带回来自己的孩子，名为别尔梅特和努尔兰，很可爱的双胞胎。孩子们有着对宇宙的宏大理想，想要成为宇航员。我觉得这很好，母亲要是生在这时候，也会像这样向往星空吧？如今我们仍然保持着我们的信仰，这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认可什么，不认可什么，要怎么做，又能怎么做。”（迪娜拉，SGL-2046-002）
阿尔君・阿帕杜莱在《物的社会生命》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洞见：物并非静止的客体，而是拥有社会生命的主体。它们会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流转，经历 “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象征价值” 的转化，以及 “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 的循环。传统观点认为神圣物是不可触碰、不可交易的，但阿帕杜莱指出，即使是最神圣的物，也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获得新的社会生命。
在四千年的历史中，火从神圣走向世俗。1991 年苏联解体后，外部政治环境的剧变，让火的社会生命主动走向公共领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商品化转型。但与普通商品不同，火的商品化不是神圣性的丧失，而是神圣性的分层与转移——家族保留了核心的不可展示的神圣内核，同时将外围的符号和形式商品化，使其成为家族存续的新资源。通过非遗申请，火获得了国家的官方认可，成为了 “优秀民族传统文化” 的代表，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转变，让家族的信仰实践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火脱离了原来的地理和文化语境，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些符号被印在时装上、印在基金会的标志上、出现在国际媒体的报道中，获得了独立于原初语境的新意义和新的生命，新的实践。
即便奥列格和他的孩子们从来没有真的见证过任何一场仪式，也未曾与亲眷谋面。但只要她们仍然认为这火焰这精神是高尚的值得遵循的，那正是世代不断从传承。没有永恒不变的神圣物，只有永恒不变的存续逻辑。一个信仰能够存续四千年，不是因为固执地坚守着某种一成不变的信仰形式，而是因为懂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灵活地调整火的存在形式。当外部权力试图消灭火的时候，就把火藏在地下；当外部环境允许的时候，就把火展示在阳光下；当全球化到来的时候，就把火的符号送到全世界。

第二章：红发——身体、血统与边界

第一节：安德罗诺沃的金色火焰

“距今4000年以前的一位氏族联盟首领，塔拉斯河谷爆发特大洪水，前任首领在洪水中丧生，她带领族人迁至河谷上游的向阳坡地，修建了最早的灌溉系统。之后带领她的部族走向繁荣，甚至对周边的氏族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被人广为纪念。”
“她有诸多神迹：比常人体型更大，寿命更悠久，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曾经被火烧死又复活后返老还童，从头发花白的老人逐渐变回青春的少女等等——在文字和图画记载中，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红色的，永生不死，就隐藏在萨里古尔的祭司中。”（迪娜拉，SGL-2046-003）
迈克尔・陶西格在《模仿与他者性》中提出：模仿 (mimesis) 不是对现实的被动复制，而是一种具有魔力的实践活动。通过模仿神圣原型，人类能够获得原型所拥有的超自然力量，实现 “人与神的交感同一”。这种模仿不是理性的认知行为，而是身体性的、感官性的巫术实践，通过将自己变成他者，来占有他者的力量。
安德罗诺沃人相信，通过用红色赭石涂抹身体和头发，将自己变成神的样子，就能获得神的生命力量、预知能力和不朽性。这种身体模仿实践的赭红色还与生殖崇拜、萨满信仰相结合。是整个萨里古尔家族信仰体系的起源，也是其四千年母系传承制度的最早根基。所有戴金制太阳头饰的女性墓葬中，都发现了大量研磨精细的红色赭石粉末，集中分布在死者的头部、头发和胸部位置。
在墓葬陶器中也发现了大量红色的几何纹路。这些红色纹饰被绘制在陶器的表面，就像赭石被涂抹在人的身体上一样，能够将神圣的力量注入器物中，保护使用者免受邪恶力量的侵害。用于盛放祭祀食物和酒水的陶器，会被绘制更多、更复杂的红色纹饰，因为它们需要更强的神圣力量。塞马鲁-塔什岩画中也留有红色颜料的痕迹。

第二节：塞卡的红色图腾

“萨里古尔家族族人头发都是明亮的红色。这样的外貌非常显眼，随着年龄增长，会变成深红，然后再变成白色。而离开家族的族人们，头发就会渐渐黯淡变成深棕色，从第二代开始，就会失去原来的颜色。奥列格的头发已经是深酒红色，他的两个孩子继承了妻子的头发颜色，是浅金色，都没有遗传到红发的基因。”（迪娜拉，SGL-2046-007）
公元前5—前3世纪的巴泽雷克文化与塔拉斯河谷的塞卡文化同属早期游牧文化圈，两者在物质文化和宗教信仰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巴泽雷克（Pazyryk）冻墓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木乃伊，死者经过专门的防腐处理，内脏被取出，尸体填塞香料，缝合后浸泡在油膏中，重新穿上盛装。木乃伊的皮肤保存极为完好，历经2000多年仍保持弹性，纹身清晰可见：红色的太阳纹身极其精美复杂，经古DNA与色素分析塔拉斯河谷塞卡墓葬中一样是红色的毛发。在墓室中发现跟狼图腾一起供奉的红发红眼的女神图像。
在突厥-蒙古草原，红发/金发常被视为"苍天（腾格里）的直系后代"，跟普通人天然就有划分。而萨里古尔家族的姓氏源自古突厥语或古鞑靼语，由两个词根构成：Сары（Sary）——意为“黄色的；金黄色的；金发的”，在古突厥语中有颜色（黄色）、品质（高贵）、地理（黄土地）等含义。而Гул（Gul）——突厥语中意为“花；玫瑰”，与波斯语中的gul同源。拉德洛夫《突厥语词典》将其与"сарыг"（金）关联。而"Гул"的波斯语源（گل）经粟特商人传入突厥语系，在《词典》中标注为"花，尤指玫瑰"。
因此，本义可以理解为“金黄色的花”或“黄色的玫瑰”，这是一个在突厥民族中非常典型的赞美性复合命名方式。
根据语义和产地推算，名字里的金色花可能是重瓣硫磺菊蔷薇，可能是在阿尔泰-天山高山草甸广布，当地萨满称为"太阳花"的金莲花或者在费尔干纳盆地有栽培记录的金色变种突厥蔷薇。亦有可能是奥斯曼帝国盛名的金叶异色蔷薇。如果这里的花指的是人，那就可能没有具体的品种，而是指的金色头发的人。结合萨里古尔家族的信仰传说，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神话传说，一开始萨里古尔家族的先祖头发是金黄色的，自从信奉火焰之后，讲自己的头发投入火中立下誓愿，神便赋予她们火焰一般的红发。而家族口述中的“褪色”不是遗传学上的概念——红发由MC1R基因突变控制，该基因为隐性遗传。若法蒂玛的丈夫携带显性黑发基因，子女不表现红发是正常的孟德尔遗传结果——而在家族思想中，这或许是一种自我暗示：文化遗忘的具身化——离开家族=离开神圣=失去“祝福”。

第三节：娜娜女神的红发

“西突厥汗国的鼎盛时期，赛伊玛出生了。她非常聪明，自幼精通突厥文、粟特文与汉文，熟悉河谷的每一片草地和上面生长的植物，奔跑的动物。她告别故乡，跟随商队四处去增长见识。但她出发不久，怛罗斯之战爆发了，战火席卷了整个河谷，大量士兵与平民死伤。”
“赛伊玛得到消息，等她回家的时候，战火已经将故乡烧灼得面目全非。赛伊玛带领族人在天山深处的夏牧场建立了临时庇护所，不分阵营救治各处的伤兵与人民，为他们处理箭伤、防治营地瘟疫。被救治的工匠那里，赛伊玛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术，随后带领族人用塔拉斯河谷的桑树皮与麻纤维造出了中亚最早的本土纸张，将家族的祖训、祭祀仪式、草药配方全部记录在纸上，建立了家族最早的文献库。战争结束后，帝国开始要大家全部信仰安拉，赛伊玛表面上顺应伊斯兰化的要求，不在公开场合举行异教祭祀，实际上并没有停止我们自己的信仰。由于过去的功绩和威望，苏丹为了河谷的统治，没有特别严厉地管束我们。”（迪娜拉，SGL-2046-004）
在赛伊玛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伟大的祭司学习结合当时的各种信仰由此来传播家族的影响力，这在当时是很有可能的。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壁画（Afrasiab murals）中展现了娜娜女神（Nana）的红色长发与四臂形象，片治肯特（Panjikent）壁画中的粟特贵族女性为红发、金饰、手持莲花。可见在当时红发是一种值得尊崇的象征，她使用图像学，巧妙地传达了家族的神圣性和自我认同。

第四节：民族学的凝视与认同

喀喇汗王朝时期，伊斯兰法对"异教徒外貌"的规训之下，红发被视为“拜火教残余”的标记。而在拉德洛夫《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集》中对吉尔吉斯红发部落的体质人类学描述也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神圣标记逐渐转化为人种学的特征，与此相对应的，是萨里古尔们巧妙地将自己在权威中的叙述转化为文明开化以适应俄国殖民秩序。
“俄罗斯人来了，要我们定居，种地。把好的土地给自己，把人们的脊髓也都吸干。两次霍乱，终于受不了了，于是我们便起义。然后就是永无止境的战争。我们家还算是有名望，一直能识字，辨认草药。一些人去外面做生意，一些人去学医，再回来建设。但毕竟，建起来的房子也会被战火烧掉，在这片土地上，无数次建立起我们的家。”（迪娜拉，SGL-2046-005）
在之后，随着苏联民族学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民族特征的博物馆化和全球化的发展，红发早已不是一个引以为傲的精神符号，这片荣耀正在逐渐褪色。人们正在建设新的边界。

第三章：鞭子——权威与暴力

第一节：权杖，鞭子与面具

“她的武器是黄金鞭子和火焰刀，既能惩罚恶人，也能治愈病人。她具有全知之眼，可以预知未来的任何事情。她非常公平，当有人对她有恩惠，就会加倍地回报。但对于仇怨，这个怒火中烧的复仇神将会让他们付出永生难忘的代价。塔拉斯地区的许多老人（包括并不信仰她的人们）认为，她曾经多次与人们见面，帮助善良的好人度过难关，惩罚作恶的坏人。即便不信仰这位被写为“报仇神”或“复仇神”的女士，也相信她会一直手持鞭子，严厉地注视着犯下错误的人然后有一天让他们全都付出代价。因此即便长期以来被视作异教，绝大部分文献也记载这是一位有公义的神明。她从没有消失，且会一直一直存在直到人类不需要信仰火焰和太阳。她会来到将死者的身旁，将他们带入冥河，并有一天将他们重新带回人间。”（迪娜拉，SGL-2046-003）
跟描述一致的是，阿尔泰安德罗诺沃墓葬中出土的骨质权杖，塞马鲁-塔什岩画中持鞭/持杖人物，正是与太阳-headed人物并列，呈舞蹈/战斗姿态的祭司。这是仪式权威的物质化，而非武器。鞭子既是牧业工具用来驱赶牲畜，也是身体延伸，划定人与神的边界。具有惩罚和规训的双重属性。而在巴泽雷克墓葬出土的马鞭也说明了传统型权威与魅力型权威在祭司身上的结合。
另外保存在萨里古尔家族的公元前十五世纪铸造的黄金面具也佐证了她们的权威：太阳面具由黄金制成，中间是覆盖面部的圆盘，四周是弯曲成簇的火焰形状，用以表达抽象的圣火概念。圆盘部分直径约为20厘米，火焰部分向外延伸约为25厘米，重量约为8千克.，平均厚度0.8毫米。这个面具的尺寸和工艺都远胜于同类型的考古文物，例如公元前四世纪哈萨克斯坦伊塞克湖金人墓太阳金饰和公元前十八世纪吉尔吉斯斯坦肯皮尔塔斯墓地金头饰。仅仅小于埃及图坦卡蒙黄金面具。
“对于战乱和来宾，我们也自然有办法。四千年来就是这样，来者是客，如果礼貌而友善，那就坐下来一起吃饭。如果不怀好意，家族拥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进行自卫。”
“神一般用三种形象显示，代表生命与希望的红发少女、代表守护与公正的中年妇女、代表智慧与死亡的白发老妇。而世界由三层构成——上层是天界，中层是人间，下层是冥界；火是连接三层世界的媒介，是神的化身。”
“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占卜方法，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利用Көң сөөгү 肝骨占卜。选健康的成年绵羊或山羊，宰杀祝福后小心取出肝脏（бөйрөк），观察其颜色、纹理、斑点、血管走向以此来解读未来。”
“肝表面光滑、颜色鲜红就是吉兆，一切顺利。肝有黑斑、血管断裂是凶兆，需延期或献祭赎罪。肝叶不对称则是有隐藏敌人或家庭不和。同时观察肩胛骨жилкө的裂纹相印证。”
“烟雾占卜Ысык 则是燃烧杜松арча或艾草пияз，观察烟雾的走向、浓度、形状。烟雾直上升天，说明神灵接受祈祷，事情顺利。烟雾下沉或四散是有阻碍，需要净化。
除此之外，还有梦占Түш，星占Жылдыз等。”（迪娜拉，SGL-2046-005）
萨里古尔家族传承多年，历经战乱仍然屹立不倒，一方面自然是出于自身的家族影响力，草药，预言与治愈的能力。另一方面，武力和强权也是重要的因素。在文字尚未普及的游牧社区，刀和鞭子就是“活的法律”，在赛伊玛造纸之前，家族就是用这些东西裁决邻里对错。从粟特文契约中γβω负责社区纠纷仲裁和撒马尔罕壁画中站立于商人之间，呈裁决姿态的持鞭女性中就可以看出。

第二节：正当防卫与私刑

与神结成神圣婚姻的库拉莱有权力用她的鞭子和刀划分一切。而在神的授意下祭司也可以正当防卫保护自己，甚至可以对于犯错者使用私刑。暴力在萨里古尔家族是正当而权威的。
“没有人可以背叛神的注视，她知晓一切未来，总会让你恰到好处地付出相应的代价。婚姻的对象是谁都可以，你也可以将自己终身奉献给神。女孩们第一次来月经之后，将来到神前，可以选择是否要继续当祭司。如果确定，就将自己的头发割下来一缕，在神庙里烧掉，表达身体的一部分先一步回归神的怀抱，从此之后就会成为祭司。”
“主要的约束并不是很严苛，根本上是要做一个正当有道义的，有尊严的慷慨的人，正当防卫是鼓励的，为保护某人而杀死别人也是允许的，因此基本上没有破誓的记录。有的几次是卷入了争斗和下作的行为中，当场被祭司割下头颅，抛到荒野里面腐烂了。”
“古尔娜拉出生的时候，正是动荡的年代。她自幼聪慧，精通占卜、草药与多门语言，很多族人说：古尔娜拉一定能成为下一任但祭司吧。但同样的，她性格强势，野心勃勃——这是很致命的，这样的人，会即便知道结果惨烈也会为了利益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而且她好强，总是说出一些不该说的东西，即便人们对命运懵懂无知，她也乐意摆弄自己的学识，以看着人们对后知后觉而痛苦。对于占卜者和领导者来说，这是非常致命的。”
“她认为她自己足够有能力去当一个统治者，而她的家族比任何人都值得获得更高的荣誉和富足的生活。18 岁时，她暗中与浩罕汗国的将领勾结，将塔拉斯河谷的部落布防、水源分布等机密信息泄露给浩罕军队，换取浩罕汗国承诺给她塔拉斯河谷总管的职位。她还参与了浩罕汗国对萨雷巴格什敌对势力的劫掠与屠杀，杀死了杀害她祖母的人为她报仇，并收养了那家人尚在襁褓里的婴儿。她的行为被家族发现之后，在永不熄灭的火塘前，她的母亲当众宣读了对她的判决：割下她的一缕红发投入火中，逐出家族，从族谱中抹去她的名字，永远不许她再踏入塔拉斯河谷的家族聚居地。被逐出后，她失去了浩罕汗国的利用价值，在同年的部落仇杀中被杀死，年仅29岁。”（迪娜拉，SGL-2046-006）
家族对于背叛毫无容忍，即便没有用身体暴力伤害她，但割头发这个行为无异于极大地凌辱了在神前发誓结成神圣婚姻的古尔娜拉。古尔娜拉的“割发”不是身体伤害，而是社会身份的抹消。在吉尔吉斯传统中，头发是“生命力量”（kut）的载体。割发=切断与家族宇宙论共同体的连接。这比死刑更残酷——死刑结束生命，社会死亡使生命失去意义。

第三节：去武器化的身体

“1912年，我的姨母努尔古丽出生了，姨母自幼跟随她母亲学习医术，同时接受家族的祭司传承教育。18 岁考入比什凯克医学院，22 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她主动报名参军，成为一名战地军医，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在战争中，她救治了近千名伤员，曾三次负伤，两次获得苏联红星勋章。战争结束后，她拒绝了莫斯科军方医院的高薪职位，回到了塔拉斯，继续在基层医院工作。”
“1962 年，她通过苏联红十字会赴海外服务，此后 30 年里，她走遍了中亚、非洲、东南亚的战乱地区与贫困国家，救治了超过 10 万名被战争、疫病、饥荒威胁的平民。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我们都对流落在外的族人回家不抱希望了。但姨母真的回来了，那一年她79岁。她跟我说：没事的，我回来了，现在没有人能管得了我们了，继续点燃火焰吧。姨母重建了火塘中，恢复了中断70年的公开祭祀仪式。2018年，106岁的姨母在家中去世。”（迪娜拉，SGL-2046-009）
苏联时期，对于萨满迷信的镇压下，鞭子和刀被放弃了。人们的身体失去了武器，但不代表她们的权力和能力就此消失，在医疗，教育等等方面，即便没有象征权力的武器，她们仍能够做到任何事情，如今这些道具放在了博物馆，而我们也不需要利用暴力来维持秩序了。

第四章：纸与砖——文字、档案与秘密

第一节：无文字的记忆

在文字出现之前，口语，图画和身体就是记忆的载体。塞马鲁-塔什岩画就是典型的无文字的图像载体，《玛纳斯》史诗的传承由玛纳斯奇记忆，家族编制的地毯仪式的舞蹈和音乐连接着人类的文明。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中提出了：口语文化中没有“存储”这个概念。所有的记忆都是表演性的、情境化的、生成性的。每一次讲述都不是对原始文本的复制，而是一次全新的创造。讲述者会根据听众的反应、当下的社会需求、自己的生命体验，对记忆内容进行删减、补充、重组和改写。
“玛尔胡芭就是被收养的孩子，她出生于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前夜，父母早亡，被家族收养。她11岁时，蒙古人焚毁人们的村庄，不管是信仰先祖还是真主，一概杀掉。命运降临的那一个晚上，她听到神对她说：玛尔胡芭，起来！她在火塘边醒来，带着家族的核心文献与火塘的火种冲出城去。这个晚上，族人四散逃难。她的养母也被杀死了。带领幸存的族人躲进了天山深处的夏牧场——那个赛伊玛的营地，因为每年还有修缮，不至于孤立无援。她们在与世隔绝的山谷中生活了12年。在这12年里，她收留了近百名逃难的平民，教他们种植作物、辨识草药，躲过了蒙古西征最血腥的阶段。”
“察合台汗国稳定了中亚的统治之后，玛尔胡芭带领族人返回塔拉斯河谷，与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达成协议：萨里古尔家族负责管理塔拉斯河谷的驿站，保障丝绸之路的商道安全；汗国不干预家族的内部事务与信仰传承。这样一来，家族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也让大家得以接触到来自东西方的商队与文化。她将我们的历史融入了正在各部流传的史诗中，直到104岁去世。”
“玛尔胡芭的故事也好，甚至我自己的故事，每次讲述都是不一样的，赛伊玛造出了纸，但她说绝对不要放弃口述，文字只能用来记录最核心、最不容易出错的内容，比如族谱、草药配方、祭祀的基本流程；而所有的历史故事、信仰教义、仪式的细节、占卜的解读方法，仍然必须通过口耳相传。文字可以记下我们做过什么，但记不下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可以记下母亲说过的话，但记不下她说话时的语气和眼神；可以记下火的燃烧，但记不下火的温度。真正的历史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声音里，不在纸上。因为我爱我的母亲，爱我的祖母，爱我所有的先祖们我才讲这些故事，我要让人们体会到的是我握着的那只手是如何温暖，这是我们的记忆和故事，如果通过文字，那就是阅读者自己的故事了。”
“你看着我的脸，看我的神情，是不是能想到我的母亲我的祖母当年是什么样的？奥列格那么多年没有见过我们，但是他一到这里来，就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他听着我们的声音，从中传递的记忆这是任何文字都不能给予的，不是吗？或者说，这就是音乐，舞蹈和祭祀的意义。人光凭借文字是不能想象一切的。”
“故事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当我们需要勇气的时候，它就给我们勇气；当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它就给我们智慧。母亲的话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她会根据我们的需要，告诉我们应该听什么。”（迪娜拉，SGL-2046-005）
萨里古尔家族四千年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口述记忆不断再创造的历史。从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人的母神传说，到当代迪娜拉大祭司的全球讲述，每一代讲述者都在自己的时代，用自己的声音，重新书写着家族的历史。
这种不断重写的特性，不是记忆的缺陷，而是它的力量所在。它使得家族的信仰和历史能够像水一样，适应任何容器的形状，能够在伊斯兰化、蒙古西征、沙俄殖民、苏联无神论、后苏联全球化的一次又一次冲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形态，永远保持与当下的相关性。
在这个意义上，沃尔特・翁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层累的神圣”提供了最核心的钥匙。所谓 “层累的神圣”，不是一个静态的、已经完成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永远在进行中的过程。它是四十代讲述者，用他们的声音和生命，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每一次讲述，都为这座神圣的大厦增加了一块新的砖石。

第二节：而我们的文字

历史在流传的过程中，文字更改了很多很多次，当危机来临，人群流散之时，卷宗的记载就非常重要了。但是文字同样也是权威，也是销毁。雅克・德里达 1995 年《档案热：弗洛伊德印象》指出：档案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同时包含着“保存”与“销毁”两种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力量——没有绝对的保存，所有保存都是以选择性销毁为前提；没有纯粹的销毁，所有销毁都是为了让特定的保存获得合法性。
“我的太祖母扎米拉，就是古尔娜拉收养的那个孩子。那时候古尔娜拉太年轻了，她是为了家人也是为了她自己去做的这些事情。要是我还小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惩罚太严苛了。现在看，只觉得这一切都是世事的报应，当年古尔娜拉怎么可能没有预言过自己的未来呢？当年火又怎么可能不告诉她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呢？毕竟最后他都是自己选的。”
“说回太祖母，她一生经历了浩罕汗国的扩张、清朝对中亚的管辖、沙俄对塔拉斯的吞并这些事情已经足够波澜起伏，但1872 年，霍乱污染了水源，一村接一村的人死亡。祖母第一时间召集族人，定下了三条铁律：所有饮用水必须煮沸才能喝；感染者必须单独隔离，排泄物用石灰消毒；死者必须在远离水源的地方深埋。她带着族人用杜松、艾草焚烧消毒房屋，用甘草草药熬制汤剂，给健康的村民预防感染，同时在火塘前举行祭祀仪式，安抚恐慌的民众。”
“在这场霍乱中，整个感染区几乎死去了一半的人。唯一让人感到些许慰藉的是在大家的努力下，家族救治了近百名周边村庄的感染者，死亡率远低于其他地区。可是啊，1892年，又是一次霍乱，已经65岁的太祖母再次用同样的方法保全了大部分族人。”
“也是在这场疫情中，她12岁的孙女贾尔金，在半梦半醒间见到了母神的幻象，她看见红色的长发垂落在她的手边，一双温暖的手抚摸她的脸颊。她问：母亲啊！为何疾病能这样夺走人们的性命呢！如今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那火就回答：那么，你就去学习如何挽救人们的生命吧。此后，贾尔金便立下誓言要成为一名医生。扎米拉是贾尔金的启蒙者，她教贾尔金辨识草药、懂得洁净的重要性，给她讲家族世代守护生命的故事，在她心中种下了成为一名医生的种子。第二年，贾尔金徒步400多公里，走到塔什干的沙俄医学院求学，成为学校的第一位吉尔吉斯族女学生。毕业后，她回到故乡，建立了河谷第一所民间诊所，免费为平民看病，同时向村民普及卫生知识。1916 年，中亚大起义，她在诊所里救治了大量被沙俄军队打伤的起义者，同时拒绝为任何一方的战争行为提供帮助。1917年十月革命后，她被任命为塔拉斯州第一任卫生局长，在整个州建立了第一套覆盖城乡的医疗网络，创办了塔拉斯第一所卫生学校，培养了数百名吉尔吉斯本土的医生与护士，主导了全州的牛痘接种、霍乱与鼠疫防控工作，彻底消灭了塔拉斯地区肆虐千年的烈性传染病。”
扎米拉的年代，印刷术已经普及开来，她将口头传承的草药知识转化为可记录的配方，传播给人们，实在地帮助了许多人度过难关。而贾尔金的幻象发生在文字化之后，文字并不能完全覆盖人们所有的体验。而在这之后阿克玛拉勒的历史又能代替多少东西？
人们为了对抗遗忘而建立档案，但档案的物质载体本身必然会腐朽、损坏、消失，保存的行为本身就在制造着最终的销毁。我们投入越多的精力去保存档案，就越清晰地意识到它终将毁灭的命运。当初的阿努什泥砖，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文字模糊不清。同样，档案的建立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行为。谁有权决定什么值得保存，什么应该被销毁，谁就拥有了定义历史的权力。所有档案都是“被筛选过的历史”，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内容，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建立档案者的利益、价值观和叙事需求。档案的边界，就是权力的边界。档案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被建构的叙事，而不是客观的事实。
当流动的、活的口述记忆被转化为固定的、死的文字档案时，记忆的本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口语文化时代，没有所谓的 “原版” 历史，所有的版本都是平等的。但档案出现后，阿克玛拉勒的版本就被奉为“唯一正确的原版”，其他所有的口述版本都被视为“不准确的”、“被篡改的”。阿克玛拉勒有没有记错呢？有没有隐瞒呢？
在今天，迪娜拉老人向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国际人类学机构开放家族档案。我们撰写的这篇文稿也是其中之一。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主观倾向，如今只希望我们笔下的文字能够尽可能保留人们真实的情感与思想了。

结语

萨里古尔家族历史中的“女神”经过千年的轮转，早已不是某一个历史人物，而是四千年宗教层累的集合——每一代历史变迁都为这个神话增添了新的图层。Jan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指出，神话的凝聚性结构（konnektive Struktur）不在于其历史真实性，而在于其将当下与过去连接的社会功能。在这个意义上，“4000年女神”是真实的——她真实地塑造了家族的身份认同、性别政治与伦理判断。萨里古尔家族就是凭借着对女神之信仰，以此来形成连贯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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